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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有多火?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你

早在区块链火起来之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奥立佛·哈特(OliverHart)就已经涉足了智能合约

197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就开始不断地探索企业如何使用合约进行交互、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多年来,哈特都在试图解决合约中仍然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整个合约都可能面临分崩离析。

到2016年6月,也就是哈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几个月,哈特和他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本特•霍尔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叫做“剩余控制权”的工作,这个术语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用来说明:在这个合约里,当所有预期的结果都没有出现时,由谁来控制这个合约最后的结果。最后,他们通过现代科技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个叫做 DAO的分布式自治组织,仅由自动执行代码(即智能合约)提供支持。目前这个组织已经崩溃了,它的崩溃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开始是因为黑客的攻击,导致签订了一份内容非常模糊不清的合约,被迫执行了他们并不打算执行的命令,最终价值6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制性地发送到了黑客的钱包。按常理来说,只要对原合同进行一些基础的修正就可以避免这个损失,但是以太坊区块链的设计是具有不可更改性的,没人能获得“剩余控制权”,也没有第三方权力机构能收回这些非法所得。 由此产生了金融圈的破坏浪潮,最终以太坊分叉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区块链。

被称为ethereum classic的区块链,是那些有黑客资金的区块链,这些资金仍然在黑客的钱包里,目前价值16亿美元。另一个区块链,黑客同意将非法所得返还给最初的所有者,简称为以太坊ethereu,目前价值427亿美元。

自从DAO组织崩溃后,智能合约咨询公司行业应运而生,他们的工作是帮助智能合约在上线之前尽可能密封。近几日,哈特正式加入其中一家区块链经济咨询初创公司,作为公司首席高级顾问,设计并管理公司的Prysm 集团。

哈特表示:“不仅仅是看合同本身、看合同内容,还要防范于未然,提前设计程序去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考虑怎么和合作方沟通来解决问题。”他将与Prysm集团合作,通过做项目获得报酬。

在哈特新的职位上,他将审查Prysm集团设计的激励机制,确保能实现客户的需求。尽管这是这位哈佛教授第一次直接与区块链公司合作,但他有在司法部和优步的案件中担任专家证人的经验,以他在“不完整合约”领域的专业知识,足以胜任这一职位。

哈特的工作重心是围绕合约建立激励机制。 在最基础的情况下,他认为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改变资产所有权,来和平解决合同纠纷。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两家公司出现纠纷,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就能获得剩余控制权。但是,像区块链这样的分布式账本,能够在没有中心权力的情况下托管货币、证券等资产,所有权的种类变得更加微妙,所以需要重新构思一种激励机制,使各种协议的利益与原先一致。

Prysm 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凯茜•巴雷拉(Cathy Barrera)将这些协议分为两类,她预计哈特会就这两类协议进行咨询工作。

第一类激励发生在协议层面,矿工为区块链提供了计算能力之后,得到类似于比特币和以太坊那样的公共区块链的奖励。例如,比特币矿工因为他们成功计算的区块获得12.5个比特币的奖励,这个奖励会定期减半。在理想的情况下,随着比特币数量的减少,比特币的价格上涨,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可以采取任何数量的激励措施,包括对所有代币进行完整的预开采,这些代币可以被出售给新的投资者,也可以赠送给拥有其他代币的投资者。

第二类激励预计将建立在区块链应用程序上。巴雷拉表示,她的公司已经在为初创公司设计智能合约,激励参与者来保护系统、贡献数据,撰写原创内容。“如果你想应用区块链技术,设计智能合约可以使整个项目更有针对性,”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巴雷拉说,“这种设计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加入更多的变量来分析参与者的行为。”作为Prysm集团的高级顾问,前微软首席经济学家普雷斯顿·迈克菲(Preston McAfee)加入了哈特的队伍,他描述了自己在科技、工业企业重新设计市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迈克菲告诉福布斯:“在任何情况下,公开的分布式记账都是有价值的,区块链可以替代第三方。甚至补充第三方所没有的东西,但是是通过自我执行的方式来实现的。”

对于哈特来说,他需要分析验证智能合约里的数据量,计算在一个已经完成的合约里需要投入多少人力。

他说:“区块链对实现某些东西的自动化很有帮助,如何管理、组织这一切非常重要,而激励机制是这一切的核心。”巴雷拉表示Prysm集团已经实现了营收,也不需要融资,但她拒绝透露客户是哪些企业。哈特说,因为智能合约的出现,可以节约绝大多数法庭上的合同案件带来的成本,所以这些智能合约咨询公司存在一定的商机。

“几乎所有的法律纠纷都是因为签订的合同不够完善,”哈特说,“我不知道如何量化所有成本,但经验主义表明,这些成本非常大。如果在人们订立合同的时候,就能对合同签订后可能面临的结果达成共识,那么这些合同纠纷就不会发生,也就避免了诉讼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亚当·斯密研究所的律师普雷斯顿·伯恩同意哈特的观点。区块链法律创业公司Monax的前任首席运营官辩称,用区块链技术来实现智能合约的价值在于消除管理原始文件的费用。伯恩认为,在未来,这种计算机数字协议可能会优先于纸质合同。 但他也补充说,这个过程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我不认为用区块链技术来实现智能合约就能减少纠纷,”他说,“这只是提供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事实,这些事实将用于自动化业务流程,或者在纠纷发生时作为一种辅助证据。”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社区中,也有人提出更深的怀疑。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罗伯特•希勒,都对加密货币表达了强烈的怀疑,甚至哈特自己的信心都受挫了。哈特说,他没有持有任何加密货币,并担心“比特币可能是一个泡沫”。哈特说:“至少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持怀疑态度,但是我认为区块链和比特币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对区块链更感兴趣。”然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成为了一个致力于建立新的加密货币的基金会——佐贺基金会的顾问。正如同时代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哈特的作品比较深奥难懂。但研究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原则:最重要的并不是合同的制作者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全写进合同里,而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应该在一起做生意之前,要达成共同的世界观。

哈特认为,激励机制设计得再复杂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相反,他的秘诀是“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他说:“我不会傲慢地说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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